这则故事当中，父母的压迫特性彰显无遗。父亲非要儿子成为医生，母亲则一心一意逼迫儿一于成为钢琴演奏家。父亲甚至命令艾瑞克森“将他催眠，让他停止哨咬指甲。”即使亨利早已名利个所医学院拒收的黑名单中，固执的父亲却依然盲目地坚持是他的指甲惹的祸，多年来亨利一直利用类似啃咬指甲的方式对待父母的压制。当然，他并不认为他因为这种症状负责。他说道：“我不得不啃咬指甲。”现在且看艾瑞克森如何处理他——以及他的家人。
首先，艾瑞克森主动负起责任，呈现出“好父亲”的形象。他表示：“我会照顾你的儿子。”他随即显现出较理性的引导模式，使得身为儿子的人可以与之认同，却不必压抑内在合理的期待与渴望。借用“双重束缚”技巧（告诉他可以咬，却又不必去咬指甲），艾瑞克森要亨利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尽早承认：“我竟然掉入了你的逻辑圈套中。”亨利十分明白如果他遵照艾瑞克森的指示而行，既可以满足个人咬指甲的需求，又能令大部分的指甲安然生长。换句话说，他被允许表达冲动，却同时得将冲动引向——就此例而言，其中一个手指甲。接下来，艾瑞克森又将相同原则用在弹钢琴的问题上。他判定亨利确实喜爱音乐，因而鼓励亨利设法表达与满足个人的兴趣所在。亨利同时有权利选择属于他自己的乐器。一旦亨利发现自己能随心所欲时，就有能力决定个人的前途，以及利用早已发展出的才华与兴趣让自己完成法学院的课业。
当亨利突破父母局限的牢笼，并且寻获比啃咬指甲更有效的反叛方式时，他转而有能力协助弟弟争取自我肯定。两兄弟最后甚至联手（事实上是包括年轻妹夫与其父母在内的整个家族）向父母争取权益。他们有此表现不仅因为获得了联手的力量，也因为他们已经代表着理性的价值与“健康”的目标。有趣的是，他们并未坚持要妹妹离开年仅十六岁的妹夫。相反的，这位年轻妹夫也被纳入了这家人一向看重的自我改善计划中。如此自我改善之道也正巧是艾瑞克森极为重视的目标。
由此可见，在任何形式的心理治疗过程中，即使我们的治疗焦点在于当事人本身，当事人的改变终将影响与改变他所属“世界”或“系统”中的每一位成员。
